二十几年的文学写作生涯，使我感触较多的是所谓“历史小说”。我觉得历史小说，写的不是“历史”，而是“小说”。历史人物的形象描述与历史典制的诠释不是小说家的任务。当代人的小说是写给当代人看的，应是与当代人的感情相联系的，这就是历史小说的“现实性”。把当代人的情感、企冀、反省、理想同历史联系起来，使人们在一个纵深的视觉层面上，来认识社会，体悟人生，追求善美，这是小说家所当做到的。
社会在前进，文学要发展，这是自然的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在历史上留下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作品，是作家应有的责任。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只有写现时的东西，才会具有“时代精神”，只有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学传统，向西方的文学学习，才能出现“创新”。小说的题材与艺术形式的不同，不是“伟大”或“创新”与否的主要标志，犹如一瓶酒，无论是百年陈酿还是最新配方，五花八门的包装只能炫人眼目于一时，而真正醉心的东西，还在于它的真正酿造工艺与高醇的质量。这也是文学史上的常识。中国古代的经典小说，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西方小说大师的不少名著，都说明了这一点。
历史小说还经常面对着一个无奈的思索：“历史真实”如何。似乎写“现实”只需一个“艺术真实”即可，而写“历史”则需另加一个“历史真实”。既然历史小说首先是“小说”而不是“历史”，那么这“历史真实”是什么呢？我觉得鲁迅先生已用他的文学实践为这个问题作出了解答，那就是他的《故事新编》。《故事新编》是“小说”而不是“历史”，但又全是写的历史上的人物。对待这样的小说，历史学家与文学评论家似乎都没有必要去追索小说中人物的所做所为是否实有其事；也没有必要去追问小说中人物比如为什么不完全用春秋战国时代的语言讲话而用今天的语言讲话。这恰恰说明小说与现实的密切联系：它是写给当代人看的；它是为现实而写的！
其实历史真实求索也难。不要说文学艺术，就是某些历史史料，也往往难得其真。举例说，远如老子其人，他的身世消息，二千年前司马迁写《史记》为他立传时，就已经弄不大清楚，只好说些含糊其辞的话。今人写老子小说，如何求他的“历史真实”？近如清史，有些重大事件，扑朔迷离，至今真假难辨（如清初三大疑案），欲求真实，何依何从！史书包括所谓“信史”不可全信的原因，主要在于修史者为尊者讳。《清实录》钦命改纂，一改再改，目的之一就是要把帝王后妃不光彩之“实”删掉，最后留下冠冕的光环。这就是诸如“太后下嫁”之类史事所以成为疑案的最好注脚。史料本身尚且难得真实，小说又将奈何？归根结底，历史小说的“历史真实”，大概还是一个艺术真实的问题，它只是“情”与“理”的真实，是历史环境与风貌的真实。而不是其他。
历史是人类亲自铸造的一面镜子，她在鉴照人生的是非善恶与赓续历史的过程中，也在随时更新破译着社会的现实。写历史小说，不是因为我对“昨天”发现了什么，而是因为我对“今天”发现了什么。施耐庵为什么要写《水浒传》？笑笑生为什么要写《金瓶梅》？莎士比亚为什么要写《哈姆莱特》？那时候没有稿酬，他们不是为了拿钱；那时候没有“评奖”，他们不是为了得奖获取名利；他们都不是历史学专家，因此也不会是对历史上的某个事件或某个人物有了新的独特的评价与发现，从而为了宣布自己的发现才要写的。那么，他们是为了什么而写的呢？为了时代，为了现实！关注今天比关注昨天更为重要。有人说，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一切的历史小说可以说都是当代小说。小说是艺术，但我更倾向于把她看作是武器。历史小说家要用小说艺术这武器，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打开一条通道，好让人们走向光明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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